红夏利又“嗖”的一下，不见踪影了。
我挺郁闷的。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丫的八成是怕我死在他车上了!
填表。排队。挂号。再填表。再排队。
半小时后，我终于见到了医生。
我对着手电筒“啊”了半天，医生终于叫停了。
我看着他龙飞凤舞的字迹，小心翼翼的问：“医生，我啥病啊？”
“重感冒，扁桃体发炎。”医生头也不抬的说。
“就这些？”我有点失望，“医生，您看我要不要做个什么癌细胞检测什么的？”
医生终于抬起头来，老花镜后的眼睛有些不耐烦：“不用！再说癌细胞检测哪里是你说做就做的！”
“噢这样啊……”可我还是不死心，“那要不要做个白血球测试？”
“你感个冒做什么白血球测试！”
我又郁闷了。现在不是报纸上经常登说很多医院无论有病没病的都拉去照CT啊，B超啊什么之类的吗？我这送上门让他宰的他都不宰？我咋会碰上个这么有职业操守的医生啊！靠！
“……那、那我要不要去作一个HIV病毒的检验啊？”我垂死挣扎，愣是不肯相信自己健康强壮的事实。
“你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？”老花镜片后的眼神凝重起来。
“你最近有没有和陌生人或是有可能携带病毒者发生性关系？”
“没有。俺是处女。”我羞答答的说。的确，一个奔三的老处女，羞耻啊！
“那你有没有输过血或是和可能携带病毒者有过血液上的接触？”
“没。”
“那就结了，”医生一摊手，“你没事，放心！”
“不是还有第三种传播途径的吗？”我提醒他。
艾滋病的第三种传播途径——母婴传染。
母婴……
……
于是，生平第二次，我被愤怒的医生赶了出来。
我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晃荡着，走着走着，一抬头，就到了H大的校门口。
我站在门口怔了一会，然后走了进去。
已经是中午了，阳光很好。有许多学生拎着饭盒去打饭，操场上有男孩子打篮球，有女孩子三三两两的坐在球场边吃吃的笑，也有人吃完了饭后就抱着书本去自习。
H大里种植着常年青绿的松柏，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仍然绿油油的焕发着无限生机，学生们的朝气蓬勃感染了我，我这把多年在欢场中摸爬滚打的老骨头被暖融融的阳光一晒，顿时舒服得噼啪作响，仿佛可以开出花来。
我溜达溜达过一间间教室，明亮而宽敞。
我随便走进去一间，立刻就认出来了这是当年上思想政治课的课室。
只有思想政治这种公共课我才和家谦他们系一起上，后来教室的最后一排几乎成了我和家谦的专座，因为我要睡觉。本来嘛，要不是因为家谦，我才不来上这些课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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